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等十五次会议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是当代中国第一部有关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它规定了律师的性质、任务、职责和权利、资格条件及工作机构，并规定于1982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三种理想形态就是原意决定说、文本决定说和解释主体决定说。这就是视界融合的理论。
这实际上就是解释现象的一种复杂性，你在这里看到法律判决说它是一个文本解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忠实的法律的信徒。立法者制定一部法律之后，他就完成了他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简单的讲就是尽管有自由理解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无限的。六、法律解释的认知结构：统一、选择、融合 法律解释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中理解或认知法律文本意思的活动，从认知的角度看，原意说、文本说和主体说等不同形态的解释理论包含着对认知结构的不同理解，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模式：统一模式、选择模式、融合模式。你都已经是法学博士了你去做法官，你看到的法律条文和别人看到的会是一样的吗？即使是本科生，修完了十五门法学课程之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也会和普通人不同。
第二个要素就是法律文本。他讲的下面这句话我觉得更有意思，他讲如果我的同胞想下地狱，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到达那里。通过完善的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设定和实践，彰显检察官职业伦理的职业特性，促进检察官依法履职、保障人权，维护职业地位和职业尊严，是我国检察官职业伦理建设的努力方向。
不得私下为所办案件当事人介绍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等内容，则颇具特色。[15]参见《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第15条这时，法律的合目的性就会表现为一种关于妥当性的评价，并与法律的确定性发生矛盾。正当性不仅体现于解释活动是在一定制度框架和法律文化传统中所从事的规范化操作，更彰显于确定性和妥当性的关系之中。
尽管法律解释正当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同时考虑到确定性和妥当性，但在两者发生冲突时，确定性优位。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促使了法律解释中疑难问题的产生。
但是，在脱离形式主义的确定性立场的同时，如何避免因解释者的主观任意而陷入规则怀疑主义的不确定、非客观，从而丧失法律的确定性或客观性的重要价值呢？引入了妥当性的概念同时又如何捍卫法律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波斯纳所说的作为交谈或交流合理性的客观性概念就应运而生。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应该肯定立法者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创制和被创制、源和流的关系。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如果法律本身不具有空缺性，就不会引来后两者的问题。在谈及法律解释的确定性和妥当性之间关系的时候，当我们在它们两者之间摆不平的时候，确定性优位。
一个问题是不是属于疑难问题，只有在解释过程中才能作出判断。关键词：法律解释|正当性|确定性|妥当性|交谈合理性 七、法律解释的正当性：确定性和妥当性之间的合理关系 就前面两讲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主题是如何确定法律文本的意思。另一方面，法律的妥当性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克服法律的局限性，避免因固执于传统的法律确定性含义而陷入僵化、刻板，从而背离法律的目的和价值，解释者对法律的解释就不能不考虑法律的妥当性问题。
我们是要追求一个好的目的，但是由于缺乏一种程序制度上确定性的制约，经常在这过程上丢失了善本身，所以确定性应该优位，也就是当我们在法律解释活动中追求的法律的妥当性时，不应忘记法律的一种基本属性就是它的确定性，这里面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同时，它也消除了在疑难法律问题中，由于固执于传统的法律确定性要求而在法律的确定性和妥当性之间造成的两难选择：一方面，通过引入解释者的自由裁量，以寻求妥当的法律解释结果。
因为不同观点的持有者可能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或选择包含了这种追求，甚至更具有合理性。他认为法律问题比如说法律解释、司法判决等法律问题上的客观性一词与确定性、非个人化等用语同义，它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强弱不同的含义： (1) 形而上的或本体论上的客观性，它指的是对法律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与某种外部实在或客观真理相符合。
（四）全面把握确定性概念 要特别注意作为交流合理性的确定性的概念要充分说明作为交谈合理性的客观性概念的理论价值，必须承认在法律问题中存在上面所说的各种疑难情况。更深一层的理由在于，法律解释与裁判中的法律适用相联系，其结果将对他人或社会的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解释者个人对法律的一种理解和认知活动，而更应该是解释者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和法律文化传统中所从事的一种规范化操作、一种必须包含交谈合理性的操作。关于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解析。法律规定可能存在着缺漏、模糊和陈旧过时等情况，从而脱离甚至背离法律的目的或价值追求。（全文完） 进入 张志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 正当性 确定性 妥当性 交谈合理性 。传统认为法律是由规则构成，是一个规则体系，规则更加刚性、更加硬性，也更加明确严格。
同时，它也可能是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关系不确定，即在同一个法律问题上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可适用的解释方法，它们产生不同的解释观点，而对于它们的运用顺序，由于人们在解释的目标（如主观目的与客观目的）和实体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也难以形成共识。只要他不是主观任意的，不是想当然的，就有客观的效果。
一方面妥当性的实现必须要确定性，这是法律的基本的内在属性，而不是外在于法律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属性法律就没有价值。这里做一点背景上的说明。
应该看到，在大量存在的普通情况中，法律问题是可能具有本体论或科学意义上的确定性或客观性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疑难法律问题或法律解释争议的研究，使得立法者、法律文本和解释者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在一种不同凡常的背景下凸显出来。
前面讲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本的思考思路，最终我们要回答的是什么是正当的法律解释，什么是一个法律家在法律解释问题上所应该采取的立场。换句话说，最初有一个法律的神话，对法律是迷信的，觉得法律是靠得住的，法律对社会生活进行无缝隙的调整是可能的，但是之后我们发现法律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了克服和消除法律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和主观任意性，是否必须赞同对法律确定性的传统界定，即在任何法律问题上都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从而无需自由裁量？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我们都觉得确定性很重要，这没有什么可疑义的，谁也不想放弃，问题在于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只有选择接受对确定性的传统理解，这是两个问题。这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就是基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划分，把涉及造法的疑难法律问题交由立法者处理，以此避免司法活动侵入立法领域。
如果采用自然法学的视角就会发现在实在法之上有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思考就是针对法律妥当性的一种评价，特别是当我们由于各种原因觉得实在法有毛病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一种超越性的思考。一个结果出来之后总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但是只要这个结果不是任意的，不是哪个人想当然的做法，而是大家共同参与之后议决得出的，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西方的这种法理学制度讲到法治的时候，有一对基本的范畴：规则主义和规则反对主义，它整个围绕着这样一对范畴来展开。因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律解释会面临很高比例的疑难问题。
在同一个法律问题上可能同时存在几种可适用的解释方法，它们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观点，而对于它们的运用顺序由于人们在解释的目标和实体价值判断上存在分歧，也难以形成共识。我们不能这么假设，如果这么认为就没有什么法治调整可言了。
而如果解释者在价值观念上没有分歧，其他两者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易于解决。在法律解释的确定性和妥当性问题上，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更应该得到优先考虑。伽达默尔（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有言：法律不是摆在这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解释变得具体有效。第二个是价值判断的进入是否导致主观性，或者说损害法解释结果的客观性。
在法律、法治的认识和实践上，可以改进，但绝不能放弃。日本在二战后关于法解释论争的中心问题是法解释的客观性或科学性问题。
所以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解释者可以主观任意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律的确定性、法治的价值就无从谈起，法律解释的妥当性或合目的性就无从保证，法律解释也会因为追求妥当性上的任意而丧失正当性。
这种争论主要围绕三个论题：一是法律解释是否包含价值判断。而他的处理实际上是把法律渊源扩展了，法律渊源不仅是规则而且是原则，也即法律不仅存在于规则而且也存在于原则和政策之中。
